摘要：大明孝宗弘治四年（朱佑樘）二月二十三日天色刚刚亮，在位于山西朔州一个卫所军户辖区的小区内发生了一件大案，这里要说明的是住在辖区的都是军户和军户的家属，住在小区把头这户人家姓严叫明远，严明远睡觉比较轻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失眠）。就在严明远迷迷糊...
大明孝宗弘治四年（朱佑樘）二月二十三日天色刚刚亮，在位于山西朔州一个卫所军户辖区的小区内发生了一件大案，这里要说明的是住在辖区的都是军户和军户的家属，住在小区把头这户人家姓严叫明远，严明远睡觉比较轻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失眠）。就在严明远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就听见外面有人喊救命，这个意外让原本睡意就浅的严明远一下子就醒了，也驱散了他仅有的残留的困意。严明远起身穿上衣服就出门察看，当场就看见一名男子倒卧在对面邻居华英的家的附近，伤者衣衫比较凌乱袒胸露腹，在心脏左侧下方有几处刀伤，而凶器就扔在该男子身边。
严明远壮着胆子走向前一看，伤者他还认识，认出负伤的男子是华英的堂弟华云。此时的华云似乎还有口气，他艰难地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严明远：“伤我者华英，他用刀将我捅伤”，华云是华英的胞弟、华平的堂兄。严明远一听是大惊失色， 这是有多大的仇恨，让几个本家兄弟下如此毒手。严明远不敢耽误，立即跑去向本辖区的总甲（大概相当于连长）金平海做了汇报。金平海得知消息后，就带着几个人将华云抬回自己家，同时让严明远去找大夫急救、另一方面让人报告衙门等等。而华云的媳妇郭氏因参与家族斗殴而被拘禁在衙门里，衙门得知到这个报告之后，立即释放郭氏回家去看看的老公。就在这个期间，整个华家是混乱的的，但此时的花家家里只有华云和郭氏夫妇二人，这也无意中给后来事实认定一变再变预留了空间和怀疑。
华云由于受伤过重，经救治无效不幸去世。衙门立即派仵作来验尸签字，在此期间，郭氏与华云本家兄弟华英和华西进行了几番交涉。至于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，历史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，然后就是，由严明远向衙门转述华云生前的指控，因此华英受到衙门的严厉讯问并将其扣押在衙门里。但目前为止，其兄华富等人暂未卷入其中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华英个人的行动是自由的。
而朔州知府衙门之所以把华英列为头号嫌疑犯，除了严明远对华英的指正，还有就是在此之前，华英和华云两家房头因“钱粮”纠纷，已闹翻达半年以上，经宗族里几次调节都不成功，而且兄弟二人相互威胁、大打出手、弄得整个朔州府没有不知道的。为此在朔州府衙也打了官司，争讼，至今也没有结果。朔州府衙留下案卷官司主要有以下三件事：华英多次对外扬言，他要把要华云一家人都给宰了。在案件发生的前一年弘治三年五月，华英持刀将华英的儿子华名给捅伤了（胳膊二处轻伤）。但事件过后，华云没有报官，所以华英没有未受任何追究。
而之所以能够如此，就是因为他是华名的堂叔，从宗族角度来说，属于“小功尊长”，华名作为晚辈为，比照“二十四孝”范本，并依照《大明律》的明文规定，尊长（长辈）打伤卑幼（小辈），只要华名没有骨折和重伤，长辈就不负担任何法律责任，即便华名向衙门举报不仅打不赢官司，自己还得挨一顿板子，华名虽然胳膊负伤两处，经验证属于轻伤。这是《大明律》法有明文规定的，华英作为叔叔打侄子当是长辈教育晚辈他。别说轻伤，在当时，在宗法制度和儒家思想的禁锢下，长辈殴打晚辈很正常，就算是打死也有什么大不了。
但这里的问题在于，人家华名有父亲，还轮不到华英来教育华西，这也让华云十分不满，也咽得下这口气，估计心里一直都在想：“我的宝贝儿子，哪里轮得着你华英来教育，而且还把我儿子打伤了”。从各个方面来说，华英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。第二件事情是：在当年的十一月十一日，华英携带利刃居然闯到华云家门口大呼小叫，又喊又骂。口口声声要把华云一家都给给宰了，以报谋夺族产之仇。由于华英越骂越难听。华云冲出家门，揪住华英上去就几个大耳光连踢带打，导致华英左大腿骨折。在此过程中，华云的媳妇郭氏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上去帮助老公踹了华英两脚。
华英被揍得挺重，华英就让族兄华祥告到朔州衙门（都是军户），要求依法处置华云。因为华英是堂兄、华云为堂弟，华云的行为属于以小欺大（卑幼殴打小功兄），又加上华英骨折属于重伤。朔州衙门不认可华云其行为是正当防卫，按照《大明律》：“殴打他人致伤”加重一等处罚，可能处以杖责100、流放3000里。华云见势不妙，携儿子华景溜之大吉，华名也躲了出去。朔州衙门只能把郭氏带回衙门去跟华英进行对质。郭氏是个泼辣女子，根本不在乎华英这是堂兄，在公堂之上表现得异常强悍，当面反告华英伤害华名，且矢口否认自己老公曾打伤华英，至于说华英伤势，郭氏说，那是华英掉粪坑里摔的。
朔州知府衙门也确实为难，大概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也不想管这件事情，以不便深究的说法，还有一点就是以当事人华云不知去向为由，将这个案子给放弃了。但华英跟得很紧，朔州知府衙门就把郭氏给关押起来，打算过一些日子给放了，就此了结此事。得到消息的华云这才又大摇大摆地返回家中。这就是有关事件的前因后果，从上述事件也证明，赤手空拳的华云就连手持利刃的华英都能打得无还手之力，还骨折了。华云个人的战斗力、思维的敏锐性都远远强于华英。那么华云遇害这一次，也就是二月二十三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如果事实真如华云临死之前所说，是华英捅了他三刀，致其死亡吗。
华英这个人不仅在族里口碑不好，就连周围邻居也烦他，其人属于四肢欠发达头脑简单的二百五。典型的欺软怕硬色厉内荏之辈，衙门一审立即供述道：“当日，他堂弟华云一家贪婪横蛮、穷凶极恶，无故打折他的左腿，衙门又不闻不问，他感到自己这一房已经被华云这一房挤兑得无法在本卫所立足，再折腾下去，不仅家产难保，就连性命都堪忧”，不仅如此，华英拉着本族的胞兄华平、华祥，华富几个人商议，不如将华云暗中害死，我们才有好日子过”。华家在当地不仅属于大家族。而且具有一定的财富，各房各户为了族内财产都是虎视眈眈。
华英等人知道华云有早起外出的习惯，就在华云家外面蹲坑把守，在华云的外出的必经之路守候，事发当日华云出门办事。华英等人合力把华云“押解”至华富家门口。此时，郭氏在狱中，两个儿子华景和华名据称滞留外地未归，华云孤立无援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在扭打中，华祥，华富“按住”华云，解开他的衣衫，由华英出手捅华云三刀。之后，华英等人将华云丢弃在路边，各自回家。
而在旁边的郭氏出来“补刀”，指控华英是为谋害自己老公华云的主谋，但动手是不是华英而是华富，故而华富是从犯而华英是主犯，这一情况，是当初华云去世那一日，华云在回光返照时私下同她讲的。并且，郭氏非说华英是堂弟、华云是堂兄，企图把华英办成以下犯上（卑幼谋害尊长），如果一旦按此定案，华英肯定是死定了。
现在我们推理一下，假设华英是在斗殴过程中打死了堂弟华云或堂侄华景和华名，依《大明律》：华英也只须受杖100、流放3000里，就是以上打下不犯法，白打你。白了就是教育你的时候未能掌握好分寸而已，诚可谓“尊长要你亡，你不得不亡”。可是但照华的口供，他是蓄意谋害华云，超出了明代“二十四孝（悌）”标准所能容忍的限度，依律应处死。（原文：若尊长殴卑幼，非折伤 勿论。至折伤以上，缌麻减凡人一等，小功减二等，大功减三等……其殴杀同堂弟妹、堂侄及侄孙者，杖一百流三千里，故杀者绞。）
就在原告与被告彼此互不相让的时候，仵作的验尸报告出来了，华云属于自尽。验尸报指出：华云因打折堂兄华英的一条腿，害怕遭到责难，于案发当日，携刀来到华西家门口，自行解开衣衫，右手握刀，朝自己身上连捅三下。他告知前来营救的严明远，行凶者是华英，就是要意图诬陷华英。妻子郭氏不仅继续诬告，还有了升级版本，贬兄为弟，将“谋害尊长”的帽子扣在华英头上，并加重华富的责任。当然，华英也有捅伤堂侄在先，虽不违反法律，也有有亏人情。
郭氏面对这份验尸报告。态度居然180℃急转弯，表示认同上述结论，改口称：“老公华云单独交代给她的遗言其实是：“知府衙门寻拿我紧急，儿子等又脱躲不在（家），你又监禁在官。现在咱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我只得自行寻死，然后再让华英等人偿命。我死之后，你就照我说的去做，你去衙门控告我是被华英捅死的，要他偿命”。而此时华英也收回第一版供述，称自己是因为堂弟华云去世悲痛过度、头脑发昏，又承受不住郭氏那边施加的压力，自己才胡说八乱自诬一通。他还说，自己被华云打折左腿，尚未痊愈，而且华云离世当天，他自己在家卧床休养，根本没有力气害人。
朔州府衙门在经过仔细盘问并经过证人的核对之后，做出如下判决：“华英视同“尊长殴打卑幼致（骨）折伤以上”，较普通人殴打他人致伤减轻二等，原则上应处以杖60、徒（刑）一年，郭氏依“诬告他人死罪，所幸受诬陷者并未遭到处决” 定论，原则上处以杖100、流放3000里、加劳役3年。念其丈夫去世，又是本族。最终仅判处华英杖90，华祥杖60，郭氏杖90、徒二年。大理寺批复同意。
此案实际的凶手就是华英，华云不是自杀。但在当时，受明代宗族制影响，明朝人因分家不均、分家不清及族人内部“劫富济贫”意识所导致的案件层出不穷，宗族基于家族整体利益考虑、干预案件处理的现象也屡见不鲜。其中内幕肯定是，宗族和衙司共同劝说郭氏，应允交换条件——华英一房向华云一房支付可观的赔偿。郭氏自己承认是诬告。衙门可以从轻处罚，毕竟华云已逝，张氏家族不希望有更多张家男丁遭难。因宗族大力斡旋。郭氏是个精明人，权衡利弊，终于点头成交。从这里也能看出一个问题，在封建时代的宗族意识是高于法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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